近日，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再度強調了戰略性礦產資源目前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表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加強重要能源、礦產資源國內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提升國家戰略物資儲備保障能力。

我國一些重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高，國際形勢一旦出現變化，必然影響經濟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對此，一方面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另一方面要未雨綢繆，做好特殊情況下的國內資源安全保障。

我們將突出緊缺和大宗戰略性礦產，全面啟動新一輪戰略性礦產國內找礦行動。組織實施礦產地戰略儲備工程，增強戰略性礦產資源長遠保障能力。對生態保護紅線內的礦產資源潛力區，國家投資進行重點勘探，用于戰略儲備。

完善社會資本投入勘查找礦的激勵政策，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完善支持政策，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優先保障戰略性礦產探礦權轉采礦權用地需求。

發展新型能源體系是推動我國綠色低碳轉型發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戰略選擇。我們將研究出臺政策，引導大型光伏發電項目使用戈壁、荒漠、荒灘等未利用地建設，推動海上光伏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引導海上風電向深遠海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二十多天以來，自然資源部第二度對外強調戰略性礦產資源的重要性，也是自2021年中央首次將礦產安全上升至國家戰略之后，對礦產資源保障的直接部署，具有較強的指向意義。

想要弄清楚戰略性關鍵礦產的價值，首先就要明白它代表著什么。

“關鍵礦產”一詞，21世紀之初，相應概念高頻出現在美、日、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文件和智庫報告之中，特別是美國，在特朗普和拜登兩任總統共計六年時間內，先后簽發四次總統令，強化關鍵礦產的安全問題，足見其價值和意義非同小可。

而我國對于這個詞匯的認識和定義，與西方國家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認識和定義的時間相對較晚。相比英美等國自上個世紀開始的相關布局，我國在2016年發布全國礦產資源規劃中，才首次對戰略性關鍵礦產進行定義，并在2018年才正式推出了《新時代中國戰略性關鍵礦產目錄厘定》。

其次，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定義中，關鍵礦產的界定綜合考量了國防安全、經濟重要性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求，特別是相關礦產是否會存在供應風險的問題。而在我國的相關概念界定中，更注重其經濟重要性和產業發展支撐性，對供應風險的考慮并不突出。

具體來看，中國列為戰略性關鍵礦產的資源品種有21種：鉻、銅、鈷、鋰、鈹、鈮、鉭、鋯、硒、錸、釩、鎢、銻、鎵、鍺、銦、稀土、石墨、石油、鈾和天然氣。其中，既有我國儲量產量極為充沛的稀土、鎢、錫、鉬、銻等資源，又有我國供應風險較大的石油、天然氣、鈾、鐵、鋰和鈷等資源。

對于中國來說，供應充足的礦產品種，是部分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需要予以保護和支持；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氣、鐵等大宗商品被列入其中，意味著這些資源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經濟發展仍然具備相當大的支撐作用，具有戰略性價值。

對發展的支持超過對安全的顧慮，成為過去多年以來，中國對戰略性關鍵礦產主要的認識邏輯。如今，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邁入了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戰略性關鍵礦產資源的重要性在增加。

以《中國制造2025》為例，如果把相應戰略性新興行業的礦產資源全部算上，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我國的戰略性關鍵礦產品種將超過30種。在這超過30種戰略性關鍵礦產中，中美之間的重合度高達21種。

隨著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競爭關系趨緊、國際政治環境多變和中國戰略性新興行業發展帶來的影響，其中不少資源品種面臨較大的供應緊缺風險，需要加以大力的開發和保障，開啟新一輪戰略性礦產國內“找礦行動”勢在必行。

礦產資源的地質、經濟和環境屬性客觀上決定了各國在開發利用資源、促進本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時國家意志的定位以及全球資源理念與環境意識的形成。特別是礦產資源在地理和國家疆域中分布的客觀性和局限性，以及各國和各種政治集團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需求和政治理念的差異性，使得資源成為人類歷史上爭奪與戰爭的根源。換而言之，礦產資源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政治屬性。

礦產資源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全人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需要資源的全球配置，但是國家和政治集團的利益決定對資源的“實力控制”是國家意志的體現。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社會現象和政治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是很難調和的。

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越來越多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資源爭奪空前激烈。此外，人類對環境治理以及環境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環境治理的必要性與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對礦產資源的需求之間產生了新的課題，即全球資源理念與環境理念問題。

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一直存在著沖突與戰爭，也存在著暫時的和解與合作。人類發展史相當大的篇幅是局部和世界范圍的戰爭、戰后新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態的形成以及這個平衡被打破后新的爭奪與戰爭。這種現象和事實是被政治家們否認、粉飾、曲解的核心領域，這就為國際政治提出了嚴肅而又必須面對的問題。從當前的國際形勢和政治生態來看，資源爭奪造成的國家之間和政治集團之間的爭奪從來沒有停止。

蘇聯解體后，一些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歐美等國家的沖突，兩伊戰爭和中東問題等，都直接起源于資源問題。許多在人權、民主等口號掩飾下的顏色革命以及暴力與非暴力沖突，也是源于資源爭奪，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需要礦產資源。

中國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戰略、資源全球化配置與國家利益和國家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地存在。中國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為確保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防軍工產業保持全球領先地位，需要安全可靠的原材料供應。

美國已將中國視為資源爭奪的首要競爭對手，美國多任總統都明確指出，中國發展需要使用地球資源，這將并已經對美國繼續保持高的消費水平和高的經濟水平造成威脅和挑戰。美國媒體大肆渲染，如果中國人像美國人那樣消費礦產資源，３個地球也不夠中國消費。

美國高度重視關鍵礦產供應安全，2008年以來已采取12項行動或措施，并將其提升為國家戰略。從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能源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對關鍵礦產清單厘定開始：

2017年7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評估和加強美國的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與供應鏈彈性》（13806號）總統行政命令，要求評估原材料對制造業和國防工業的供應風險；

2017年12月20日，又簽署了《關于確保關鍵礦產安全和可靠供應的聯邦戰略》（13817號）總統行政命令；

2018年５月18日，美國內政部公布35種關鍵礦產清單；

2018年９月，美國國防部發布《評估并強化美國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與供應鏈彈性》報告；

2019年６月４日，美國商務部發布《確保關鍵礦產安全可靠供應的聯邦戰略》報告；

2019年６月11日，美國國務院發布《能源資源治理倡議》，建立能源關鍵礦產國際聯盟；

2019年８月30日，美國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聯合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2021年政府研發預算優先事項”備忘錄，將關鍵礦產安全列入優先領域。

同時，美國積極將這個理念在五眼聯盟以及歐洲國家推廣。歐盟以及某些發達國家從2018年起，與美國同步推行礦產資源供應形勢和發展趨勢的研究及戰略研討，并提出了各自的應對方案。

2019年９月26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九國外長，進一步強化了十國戰略性關鍵礦產聯盟，并做出“遏制”中國和應對中國“反制”的雙重準備。

據中國海關和美國地質調查數據，2014-2018年美國稀土資源累計進口量與累計消費量相差（23）×104t，推斷近年來美國至少已經增加了一兩年消費量的稀土儲備。

同時，美國還推動了澳大利亞萊納斯公司在美國建立新的稀土分離工廠，西拉資源公司建立新的石墨提純工廠，以打破中國對這兩種戰略資源的掌握。

此外，美國主導的關鍵礦產國際聯盟可能會成為對中國進行資源“遏制”的工具，不能排除美國說服更多資源供應國加入的可能性，一旦逼迫各國“選邊站”，對中國資源、產業乃至于經濟安全具有較大影響。

除此之外，美國和一些國家還加強了對中國從國外進口礦產資源必經的海洋運輸路線與軍事要塞的控制。中國境外礦產資源安全供應脆弱性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改善。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和南海（“兩峽一�！保┻\輸通道是中國資源進口的交通咽喉。

中國進口原油的70％以上，鐵礦石、鋁、鋰、鈷、鎳等90％-99％的運輸需經過“兩峽一�！钡竭_國內。一旦美國采取極端行動，中國境外資源運輸通道將受制于人，對中國資源安全乃至經濟安全造成沖擊。模型測算表明，如果海上運輸通道被封鎖，中國石油、燃氣、核燃料、天然氣、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非金屬礦物制品等很可能會減產，后果嚴重。

中國的礦產安全問題，實際上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我國戰略性礦產中，有21種依賴進口，12種戰略性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超過70%。從整個中國礦業的產業鏈條來看，產品產量和價值集中于產業鏈中游的冶煉加工行業，產業鏈源頭的資源端，和產業鏈末尾的回收利用端整體占比較小，導致整個產業鏈呈現出了“紡錘型”態勢。

這種情況反映出，我國整個礦產產業鏈的發展極不均衡，產業鏈的上下游都存在著明顯的堵點。特別是在資源端，由于長時間高強度的開發和利用，加上此前政策引導、環保政策等的影響，整個市場在資源端的投資低迷，影響了儲量的增幅。

根據礦產資源研究所的統計，2011-2021年，我國探礦權數量從3.6萬個減少至1.1萬個，采礦權數量更是從10.1萬個減少至3.6萬個；2013至2021年，我國采礦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從1.46萬億元下降至1.1萬億元，多個關鍵礦產資源的下降幅度在10%至60%，在這種情況下，多個關鍵礦產品種的儲量增幅明顯下滑。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實現礦產的安全，就需要從產業鏈的薄弱處入手，先從政策開始解開對關鍵礦產資源的束縛，營造良好的環境促進企業的參與。

首先，在體制機制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干勇建議，應組建礦產資源咨詢委員會，對礦產資源安全涉及的重大問題和政策措施開展調查研究，對國內外礦產資源發展進行跟蹤和前瞻性研究，提出專業建議；同時，要促進研發模式創新。

其次，應進一步明確關鍵礦產的定義�！靶枰�結合我國國情進一步核定我國關鍵礦產的種類�！敝袊�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王安建表示，“需要綜合考慮我國的資源稟賦，境外資源供應集中度、來源國穩定性、地緣政治取向、輸運通道安全等因素，合理給出我國關鍵礦產的界定原則、分類�！�

第三，應優化目前相關的政策措施。王安建建議，應減少環境保護和碳排放政策對國內礦產資源勘探的束縛，優化相關政策、簡化審批程序、推動國內緊缺關鍵礦產勘查和開發，持續加強我國緊缺戰略性關鍵礦產找礦、勘查力度。最后，加快推動相關重點工程及項目落地，應著力開展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重大專項，開展二次資源供給體系構建與能力提升工程，設立礦產資源特區�！拔覀兛梢砸栽颇�、西藏、新疆、內蒙古為試點，設立礦產資源特區，實行‘礦業優先’�！� 干勇指出�！皯獎撛炝己玫牡V業投資環境，鼓勵企業在特區內進行資源勘查、開發�！�

來源：礦材網